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眼球 >
捞书就像做股票 垃圾场到藏书阁的“生存文本”

发布日期:2022-05-04 12:20   来源:未知   阅读:

  当学者们大喜过望地在旧书摊上发现了善本、珍本、孤本,或是一本虽不珍贵、但却是久寻不得的书籍时,他们或许不知,这一本本旧书的背后,演绎着的是一群青年农民的生死纠葛

  5月26日,星期四,清晨五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还没起床,而位于京城菜市口的报国寺旧货市场门口却已是人头涌动。离开门还有一个小时,但卖旧书、古董的小贩在朱红大门外已足足挤了一百多人,只等时间一到,马上拉起箱子、背上麻袋,推着三轮冲进去抢占摊位。

  “每个周四都是这样,趸了一个星期的货都要到这来卖。”报国寺门口一家烟酒店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报国寺,也许在外行人看来不如北京潘家园古旧市场那么出名,但在京城淘旧书者眼中,它的地位与潘家园相比毫不逊色。

  “全国各地书商都在这几天来买书,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八成顾客都是外地商贩。”潘家园一位人称“商老师”的资深摊主商梦熹指着那些提着麻袋的买主说道。

  而光顾报国寺和潘家园的另一类顾客,是学者。“商老师”拿出一摞名片,一张张递给记者看,北大教授、社科院研究员、画家、书法家……“在潘家园,我见过的大学者多了。”

  晨曦中的报国寺,人流熙攘,货品斑杂。它与潘家园相比奇妙之处就在于此:这里,一头连着中国一流的大学者,一头却连着一群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

  就在报国寺的商贩们挤在门口为准备抢摊位一拼的同时,京郊昌平东小口,一个大型垃圾场里也在上演一场白刃战。抢夺的目标,是每天运往垃圾场的旧书,具体说,是那些旧书刊里可能隐藏着的珍贵孤本和史料,参战的主角,是一群农民工。

  每当曙光初现,满载着旧书刊的卡车会从城里驶来。一见有车开到,刚刚还懒懒散散甩着扑克牌的农民工们立刻扔下手中的牌扑过去,三下两下跳上车,掏出刀具割断绳子,划开麻袋。废旧书报携带着一股股霉味,从车上倾泻而下。

  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尘土,他们便一头扎进书堆里,飞速地翻检,一个个连眼睫毛上都积满了灰尘。

  突然,一个小伙子扒出几本线装书。周围人见状一齐扑了过去,这个扯一本,那个抓一本。眼看辛苦得来的成果就要被人夺走,小伙子急了眼,用手拦着,用身体护着,最后他掏出了刀,奋力挥舞……

  “这就是那天被刀划的。”扒完了书,坐下来歇口气的马京生撸起袖子给记者看,半尺来长的刀疤趴在他的左臂上,褐色的陈血和着黑泥填充了正在愈合的伤口。那手臂上刺着墨蓝色的文身,图案是一条蛇盘在一把宝剑上。“我们这儿的人都兴刺这个。”他有点不好意思,把手缩了回去。

  北京像东小口这样的收废旧书报的摊点有十几个。像马京生这样的青年农民,就在垃圾场附近租房住。跟着马京生来到他那十几平米的小砖房,只见里面堆满了又脏又破的旧书和字画:明清之际的《扬州十日记》,繁体字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郭沫若在“文革”中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马京生向记者一一展示自己的藏品。“我攒一段时间,就到潘家园或报国寺旧书市场去卖一次。”

  河南人刘訾杰,现在潘家园有一个固定摊位,每月300元租金。他很少往垃圾场跑,主要是在城里转。和文化人说的“淘书”不同,在刘的口里,寻书的过程叫做“捞书”。收到有价值的书,就叫“捡漏”,“我周一到周五在街上捞书,周六周日到潘家园去卖。”

  刘来自河南驻马店,1991年到北京,当过保安,卖过香油,从1996年开始做旧书。“捞书就像做股票,越做越上瘾,”他说。

  刘有一辆残疾人摩托车,那是他不可少的坐骑兼货柜。记者曾坐在他的摩托车上,以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在胡同里穿行。刘已活像个“老北京”,新街口、西单、东四……串得溜熟。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天要跑50公里,一个月光油钱就要一二百块。

  刘的目标是各个废品回收点。每到一处,车开过去,开口只问一句:“有老书吗?”如没有,车都不停,只扔给他们一根烟。一上午下来,二十几个摊点,几乎没什么收获。记者不解地问道:“这不是瞎跑吗?”“每天混个脸熟,人家有好货才留给你。”

  刘的名片是彩色的,正面除了名字,就是手机号码。背面是经营项目。当记者建议他使用小灵通以节约话费时,刘说,“信号不好会误事。”

  干这一行,确实耽误不得。去年春节前,收购点的朋友给刘打电话,说一家出版社装修,扔掉很多旧书。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以三块钱一公斤购得两麻袋书刊。回家一翻,里面夹了一个保存完好的牛皮纸袋,上面工整地写着“1963年”。打开一看,“不得了,居然有两张老舍先生的手稿!”刘瞪大了眼睛告诉记者。

  刘说,他从废品堆里挑出的名人手稿、书信、字画很是不少:郭沫若的信、黄炎培的手稿、沈鹏的字、华君武的漫画、力群的版画……

  记者问道:“那你一定赚了不少钱吧!”小刘摇摇头,“我也有看打眼的时候。”他说,今年年初他收了一幅字,落款“高鄂”。他想,这不是续写曹雪芹《红楼梦》的人吗,便出价8000元将它收下了。后来经行家辨认方知,续写《红楼梦》的是高“鹗”不是高“鄂”。一下就赔出不少。

  “淘旧书的人大体上分为三个路子,”商梦熹对记者说,“跟你转了一天的小刘是一种,跑垃圾站,太苦太脏,也赚不了大钱。第二种人就轻松多了,他们从小刘手里有选择地进书,再到报国寺去卖。不过,这第二种人需要点眼力和文化。第三种人做大买卖,高买高卖。要么到全国各地进货,要么从拍卖会上拍来,一般价钱比较高。他们也不在乎压货,有好东西一压就是四五年。”

  商梦熹说,第一种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有的盯着老城拆迁,有的盯着出版社、图书馆装修搬家。其中一些人消息很灵通,知道哪家有老学者刚去世,赶快就去捞书。

  “旧书刊市场中走势最好的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和连环画。”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8年出的66本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已经卖到每套5000元了。

  也许有人想不到,就是这样“淘”出的旧书,为诸多学者拓展出意想不到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文化建设与学术进步。

  著名作家阿英说:“淘到一本好书,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淘”字本身就带有“沙里淘金”的意思,探险与趣味都在其中了。

  李辉就是在潘家园淘出一座“金矿”的人。1998年,李辉在潘家园获得了一个被他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用不多的钱买下了一大堆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戏剧理论家杜高的个人档案。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经历1957年反右和反右之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释放回家。”李辉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道,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庞杂的世界。批判会上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这份档案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而这些资料,通过正常途径从档案馆里是查不到的。

  经过杜高允许,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2004年1月出版。“得到这份档案真是天意啊!”编著过多部著作的李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书。”

  著名藏书家、现代文学研究者姜德明对此也深有体会。这位年近八旬、原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说:“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没有资料是不能发言的。”

  记者近日造访姜宅,姜老告诉记者一件奇闻。鲁迅的书信中有几封是写给一个名叫王乔南的人的。往返信件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王乔南想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剧本,并且给剧本起了一个商业味很浓的名字:《女人与面包》。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很滑稽。

  那么,这个剧本到底改编了没有呢?没有人知道下文。因此,这就成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悬念。

  一天,姜老在专营旧书的中国书店里寻得一本很破很旧的书——《阿Q及其他》。翻开一看,内文是一个电影剧本,名字竟然就叫《女人与面包》,是一个名叫“力工”的人写的。这是否就是鲁迅信中说的那个剧本呢?这个力工和王乔南又是什么关系呢?巧合的是,姜老不久又在一个旧书摊上寻得一本小书,是1936年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书中列了很多现代作家的笔名,其中就有一条重要信息——王乔南的笔名就是力工。

  “这下清楚了。”姜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鲁迅的这几封书信做了详细注解,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李辉认为,旧书业对社会文化的养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历史是由大量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又是永远不可穷尽的,即使亲历者的记忆也要打折扣。因此,淘旧书是一个不断填充和发现历史细节的过程。”

  姜德明形容旧书市如同一个开架图书馆。他说,自己就是从小逛旧书摊,才养成了爱慕知识,爱慕学问的品格。他的一本著作,题目就叫《书摊梦寻》。

  文学批评家李书磊直截了当地指出,旧书业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城市文化水准的天然标志。李书磊在《海王村记》一文中写道:旧书店对书籍完全偶然的搜罗与陈列,常使你有匪夷所思的意外感,感受到冒险和随缘的双重快乐。而且,你还常常会从那里得到一些早已被文化记忆系统所遗忘的书籍并从中受到重要启发。这就弥补了文化的正统传承与你自己阅读的不足,作为一种学术机会是颇有意义的。

  目前,很多国家旧书业都十分兴旺,而且呈现出经久不衰的势头。据统计,俄罗斯目前的古旧书店已超过4000家。日本东京一地,仅在导游图上注明的专业古旧书店就有200家。不少发达国家的城市如纽约、巴黎,还建起了旧书城,吸引大批旅游者。

  然而,作为文化延存的一个重要渠道,旧书业在我国正严重萎缩。据多位学者考证,全国古旧书店目前不到40家。北京历史上高峰时曾有近400家古旧书店,现在国有的旧书店只剩中国书店一家。上海的古旧书店也由历史上的130多家减少到国有1家。

  鲁迅当年在日记中记述他逛北京旧书店访书买书480次的经历,今天已成了好事难再的陈迹。

  姜德明说,就是目前所剩不多的旧书店,也是有价值的好书越来越少。姜老感慨道,过去那种能对各种藏书的版本源流及优缺点如数家珍的店员,如今也越来越凤毛麟角了。

  “北京今天许多行业的门面都由茅屋变巨厦了,惟独旧书业恰恰相反。”姜德明说,或许这就是潘家园、报国寺原始状态的旧书摊受到青睐的原因吧。

最新文章
阅读排行